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数字技术之前,全球普惠金融为什么没有成功者?

来源: 阿里研究院   分类: 微金融   时间: 2016-10-17 18:28   阅读:14012次


G20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总结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基础上,对其定义,包含“普”、“惠”、“丰富全面”、“可持续”四个方面,这是好的普惠金融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也是数字技术时代之前,传统普惠金融难以全面实现的特点。而为了满足好的普惠金融各要素,《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共同的行动指南,给出八项原则。



文 | 陈龙(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展现出的卓识远见和领导能力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尤其是能够超越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推动达成多项可在未来长期影响世界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共识。聚焦于金融领域,其一大成果是缔结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公约”——《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这一成果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有了共同的数字普惠金融行动指南,正式步入“数字普惠”时刻。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一般公众而言,似乎仍是个陌生而遥远的概念。长期以来,“普惠金融”一词往往只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金融机构的业绩展示中,大部分老百姓既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普惠金融的对象,也不知道自己和普惠金融的关系。即便在金融从业者圈子内,对普惠金融的对象、范畴、评价标准,往往也鲜有共识。如果再加上“数字”和“高级原则”的字样,就更显曲高和寡。


言而不明,行而不远。普惠金融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普惠金融?其范围和边界在哪里? 如果不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就没有办法接受,遑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普惠金融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发展演进。15世纪时意大利修道士尝试通过信贷来遏制高利贷,16世纪时爱尔兰诞生了“贷款基金”,利用捐赠的资金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抵押的零息小额贷款,通过“共同监督”机制来保证还款;可以看到此时的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

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小额贷款先后在孟加拉、巴西等国家出现,最初实行小组贷款模式,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连带担保来控制风险;这时的普惠金融已经把公益属性和商业可持续的模式结合,但是小贷成本依然较高。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的调查,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小额信贷机构如果要做到财务可持续,其年化利率平均需要在26%左右,这给借贷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减贫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认为,单一提供贷款是不够的,需要从微贷(micro credit)向更丰富的微金融(micro finance)发展。到2006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了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的定义。


好的普惠金融


上述历史回溯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从公益行为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从单一的小微贷款向丰富化的金融体系演变。联合国决议特别指出,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应该以有效的方式使丰富的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至此,好的普惠金融应该具备四个特点。


一是应“普”,可触达(accessible)。不但是所有的人群,而且在所有需要金融的时间和地点,都应该能够得到覆盖;好的金融,应该无微不至。


二是应“惠”,可负担(affordable)。这个要求恰恰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核心挑战,也揭示了普惠金融的未来方向:触达用户和覆盖风险成本一旦高企,则与“惠”相抵触;没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普惠金融是没有办法广泛发展的。


三是应丰富全面(comprehensive)。不只是支付、融资,还应该包括储蓄(理财)、保险、信用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越充分,生产要素的潜能越能够得到释放。


四是应可持续(sustainable)。从商业角度应具备可持续、规模地发展并可复制的特点,而非仅仅作为短期公益行为;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则应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忽视甚至伤害消费者权益的金融不可持续。


传统普惠金融的挑战和数字技术的解决方案


然而,遗憾的是普惠金融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征。我曾经询问《高级原则》的一位核心起草人,普惠金融资深专家Aijazuddin女士,在数字技术普及之前,有什么国家的普惠金融的发展算是比较成功的?她思忖片刻回答说,几乎没有。确实,大家经常提及包括格莱珉银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在内的实践,在彼时该国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然而其触达用户和了解用户的成本以及风险水平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导致其难以大规模发展和全球化推广。


然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这一困局提供了解决方案,数字普惠金融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在中国取得了骄人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弯道超车”。


以移动支付而言,当支票支付还是美国的一种重要支付方式的今天,中国已经有数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便捷地使用移动支付,对消费者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商户的成本则保持在千分之几的水平,大大低于美国约3%的收单费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相比传统支付也毫不逊色,支付宝在过去几年的资损率保持在十万分之一以下,低于银行卡平均万分之几的资损率。


从丰富度上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理财产品把中国老百姓的理财门槛从几万元直降到1元,而且购赎免费,从2013年至今,已有超过2.9亿人成为余额宝用户。而蚂蚁小贷已服务小微企业超过340万家,平均贷款余额小于3万元。


《高级原则》为好的普惠金融实践提供指南


放眼全球,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实践已具备好的普惠金融各要素,在对这一实践模式加以总结后,中国正式向G20提交《高级原则》,并获审议通过,成为世界公认的准则。其中明确定义数字普惠金融指“通过数字技术为原来被排除和受限的人群提供一系列合适的、负责任的金融服务,包括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金融规划和账户报表等,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成本可控,在商业上可持续。”这个定义涵盖了上述“普”、“惠”、“丰富”、“可持续”四项标准。



图一、《高级原则》定义所涵盖的四项标准


在操作性上,《高级原则》最终总结八项原则,成为“可行使的国家战略和相关的国家行动方案”。具体如下:


第一原则是定调“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为国家战略,并“把数字金融服务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先选择”。


第二原则是“平衡创新和风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对对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不谋而合。


第三原则是“为数字普惠金融打造一个与之相称的支持性、提供赋能、适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里的关键词是赋能和适度。作为对此有力注解,英国和新加坡等国近期建立的沙箱监管(Sandbox)机制,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供了赋能、适度的监管环境。


第四原则是“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使得所有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都能获得安全、可靠、低成本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具体的建议包括:协调各级政府,确保其基础设施,包括电讯、宽带、电力等,可以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更新和扩张零售支付业务的基础设施;推动建立灵活、动态、准确、实时的信用报告体系;在保护消费者数据和隐私的前提下,鼓励使用创新的数据源来支持这样的信用体系。


第五原则是“确立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操作生态,保护消费者安全”。具体的建议包括:建立合适的用户资金托管法规,并严厉打击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欺诈行为;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免费、有效、容易理解的客户服务;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对条款、费率、交易、账户报表等都有清晰、简单、可比较的披露;消费者对和其相关的个人数据使用具有知情权和异议权。


第六原则是“提供数字及金融素养和意识”。数字金融产品为原来就不太懂数字工具的用户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如果不进行知识普及,会加大触达和使用金融产品的不平等。具体的建议包括:辨识在数字时代由于金融创新产生的对合格的金融知识的要求;鼓励发展和衡量实际的、可触达的、专注于数字化的金融知识和意识;提高可选择性,鼓励消费者比较数字金融产品。


第七原则是“加强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通过网络来提供时,远程身份识别变得尤其重要。具体的实施建议包括:确保所有的人都有出生证和其他基本的身份信息,并在用户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安全获得;在需要的时候,建立和推动数字生物识别技术和网络身份认证等新的、创新型的身份注册和识别技术;使用可靠的、独立的数据和信息,实施基于风险的、分层的身份注册和识别技术,推动低风险的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鼓励发展安全的数字签名系统,从而帮助推动身份认证。


第八原则是“追踪数字普惠金融进度”,使用全面、有效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估,借力数字数据的新来源,使用关键指数,赋能参与者分析和监督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和需求,评估主要项目和改革的影响。



图二、《高级原则》的逻辑框架


结语


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每个人身边随时随地可享受的金融,《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高冷,但是它的内容是温暖善意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J. Shiller曾经说过:“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更准确地说,普惠金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而数字技术的革命,则为这样的使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让我们为《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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