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衡:数字网络经济对于经济学的三个冲击

来源: 阿里研究院   分类: 宏观经济   时间: 2016-07-14 10:20   阅读:3168次


导语

7月6日,由信息社会50人论坛、阿里研究院、《经济学家周报》联合举办的“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二十余位国内经济学专家在会议中就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普遍认为新经济将改变经济学理论,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子衡指出,新经济跑赢旧经济,新经济体系及其运行已进入“以交易为中心”的时代,而不再“以生产为中心”。传统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生产大爆炸的背景下,而如今转变为交易大爆炸必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稀缺性”假定、“理性人”假定、交易成本及公司理论、博弈论及制度经济学、价格理论、货币六大方面造成冲击。

本文为周子衡老师关于“数字网络经济对于经济学的三个冲击”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子衡



第一个冲击:”稀缺性”是否继续作为经济学的基石?


稀缺性是搭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逻辑假定。这个假定一旦瓦解,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也便要倾覆。现在这个假定正在发生动摇,摇撼它的力量来自数字网络经济。大体而言,主要有二:


一是资产结构的巨变,以及资产规模的暴增,从事实上,全面瓦解“稀缺性”假定。


从实体性资产(tangible assets),到权益性资产(intangible assets),再到数字资产(data assets),资产结构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资产规模也正处于“非生产性暴增”的历史性趋势中。


经济社会中,对于“稀缺”的理解往往是基于实体性资产,这是一种非常狭窄的历史经验。事实上,原始经济中,初民的经济生活并未遭遇到绝对贫困或严重短缺的束缚,相反,原初丰裕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在这个方面,人类学较经济学更有发言权,而经济学则严格地恪守着“稀缺性假定”,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经验事实的支撑。当然,人类学关乎原初丰裕社会的研究结论,主要在于实体性资产方面。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权益性资产快速膨胀。那种关乎“稀缺性”的朴素经验或观念,在实体性资产上较易理解,在权益性资产上,就捉襟见肘了。权益性资产快速地超出实体性资产,曾令人瞠目结舌,更匪夷所思。有如,时至今日,还是有人不能理解日本的房地产资产曾能买下整个北美,因为两地的实体性资产规模似乎一目了然,似有违“常识”,殊不知是为权益性资产的比较而已。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愿意坚守着实体性资产的观念,而视权益性资产的极速扩张为”经济泡沫”,进而诱导出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全球资产的基本结构是以权益性资产来计重衡量的,并非是所谓的实体性资产。比如说,百万美元家庭的资产构成中,实体性资产往往只占部分,甚或不是大部分,不动产介乎于实体性资产与权益性资产之间或兼而有之,普遍来看,房地产是关乎银行抵押的权益性资产。公司资产中,实体性资产普遍不占其大部,权益性资产则是大部。政府资产中,以发达国家计,债务资产是主要部分,实体资产相形见绌,或言之,政府部门是运行在权益性资产之上的。


经济社会的财富创造虽然离不开实体资产,但是财富创造的过程及其管理基本上是围绕着权益性资产展开的。比方说,当今,商业社会更倾向于所谓的“轻资产”商业模式,实体资产往往过“重”,运转成本高,效率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短缺”较“实物短缺”往往成为更为严重的经济约束。然而,整个经济社会正在全面地告别资本短缺时代,零利率甚或负利率时代已整装待发。可以说,经济社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已不是实物短缺,也不再是资本短缺,而是权益性资产的被滥造,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与约束。


由此推而广之,应当说,经济学说中的“稀缺性”假定,已经事实上被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性”约束所取代了。只不过,“稀缺性”假定的瓦解还有待经济社会财富结构发生进一步的“巨变”。这个“巨变”就是数字资产对于整个资产结构与规模的“扩张性冲击”。


数字资产现主要体现为:图像、音乐、数字货币等。然而,数字资产正并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增长,无论规模、范围或种类,其与权益性资产或实体性资产的混同或结合更在每分每秒地发生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网络经济中的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现象、方法或模式才能够被很好地理解。诸如,我们所熟知的财务报表驱动的经济,正在转换为数据驱动的经济,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驱动数据,正在普遍性地替代财务规范和风控所驱动的资产运转,新经济的轴心正在形成。


由此可知,“烧钱”作为最为广泛与普遍的“商业贿赂”,视财务纪律和风险控制为无物的“败家”行为,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趋之若鹜?说明“数据”在商业乃至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义无反顾地取代财务平衡的中心地位。只要数据可获得,且算法不断趋于正确,旧有的财务法则和风控标尺就可以被践踏。对于数字网络公司企业而言,“稀缺性”已经是一个恐龙级别的词汇了,而“平衡性”正在失衡中被焚为骨灰。网络商业精英们不在羡慕平衡木上的体操运动员,而热衷于燃起硕大的热气球来腾升空到“云”高度。


数据已经成为巨大的经济资源,数字资产正波谲云诡般膨胀、翻滚与爆炸,“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假定依然会存在下去,但是,其不断式微衰败的疲态像一条细软脆弱又缺乏弹性的皮带,难以勒住资产结构巨变和规模暴增的肥硕腰臀。


二是数字网络经济导致“交易大爆炸”,导致可交易品的暴增,全面腐蚀了“稀缺性”假定。


由“稀缺性”假定到引出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的目的性指向,扩大产出已实现产出永续的绝对性增长。可以说,稀缺性是为“生产”而设定的假定,当然,并不能排除“交易”。这里面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先生产而后交易的逻辑。由此,似乎生产是根本之道(这个问题下文还将述及),交易次之。


原始初民的经济生活中,生产为了使用,其次为了交易。对于石器时代的人们,交易是破费思量的,这首先要确立财产的观念,而原初丰裕的社会中确立起财产的观念是缓慢而困难的。由此,生产为了使用是一种常态,是为自给自足之经济。当人类社会经济逐渐步出石器时代,财产的观念便渐次而普遍地确立起来,交易长期而持续的得到拓展与强化,萨伊定律也有力地言说了生产与交易的天然融洽。及至近代,大规模生产、大规模交易发生了。然而,先生产、后交易的格局虽稳固下来,却发生了交易与生产的脱节,直至大萧条爆发引发生产的全面萎缩。这是否说明“稀缺性”假定在生产大爆发后就失去意义了呢?当然,没有。宏观经济学得以催生,旨在由政府部门创造有效需求,最终扩大交易。然而,政府部门并没有带来与生产大爆炸相耦合的交易大爆炸,相反,它所带来的问题与困难似乎也更多。


数字网络经济带来的“交易大爆炸”,然而,这一交易大爆炸是否意味着生产可以继续其不断自我强化的扩张态势呢?恰恰相反,交易大爆炸,不仅意味着交易主体、交易范围、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的巨变,更意味着交易对象的“大爆炸”。其中,社会经济资产中的存量开始逐步而全面地汇流到即时交易的维度中。Airbnb、滴滴快的、优步等等,这些分享经济的翘楚代表着交易大爆炸带来的冲击,正在事实上碾压着“稀缺性”假定。


“交易大爆炸”意味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交易的,至于它是过去生产的、未来生产的,还是现在生产的,本身并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已经实现了同生产的脱钩,亦即生产的约束已经降到最低限度。“交易大爆炸”还意味着,交易的达成和交易的完成,已经可以在时空上完全切分开来,普遍地成为两个环节,交易的达成往往是最为核心的。这就是说,经济活动的中心事实上正从生产层面全面转移到交易维度,且实体意义上的约束力,不管同所谓得到“稀缺性”的假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至多在交易达成环节已经被全面腐蚀了。


时至今日,“稀缺性”已经脱离了生产,正在脱离交易,其对于生产或交易的激刺作用益发弱不禁风,以致在经济事实层面甚或趋于“贫无立锥之地”的景况,沦为纯粹而空泛的理论假定,其实践意义极度而又急速地衰减下去。经济观念的历史告诉我们,“稀缺性”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假定,在观念上是一种嵌入式的植入,它在事实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历史阶段,在观念上它也不是永生不死的。


第二个冲击:理性人到底是谁?


原初社会本无所谓经济之学,更无所谓经济之观念,这就是今人难以理解初民(经济)生活的原因所在。不错,即便是在殖民时代,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种种行为甚觉惊诧,当然可以冠之以“不理性”或“非理性”之名。观念史上,理性主义只是覆盖了一段历史时期,甚或是一个过去时。所谓的“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自古有之,更非永恒存在。


现代经济学的根本之道是作出“选择”,更“好”地做出选择,所谓的“好”乃至直接间接地同功利主义哲学相媾和,是为经济理性的体现,理性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诞生了。如果说,稀缺性是关乎“物”的假定,那么,理性或理性人则是关乎“人”的假定。因为,物的稀缺性,人的理性选择就非常之重要与根本了,这在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


然而,这个理性的“人”是谁呢?如果是指自然人,那么他或她需要在相应的“理性”的环境中成长到心智完整的阶段,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这就涉及到文化、制度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是指公司法人,那么它就是设立在特定的法律环境及商业环境中,做一系列的市场性的选择。放弃自然或社会环境不谈,自然人与法人,究竟谁是理性人呢?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为此做出界分,这个问题也似乎没有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们造成什么困扰。原因不外乎,二者都是自利的,其选择都是有利于自身的,是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故为理性之人。


问题是,自然人与法人的理性并不能混同。我们知道,劳动供给函数是向上弯曲的,它表示着,自然人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会选择减少劳动付出。企业的生产函数则不会发生向上的弯曲,也就是说,无论价格高到何种水平,企业都不会减少产出,而往往会进一步扩大产出。(但是,交易商会在预期价格不断上升之时选择惜售或者囤积,减少售出。是的,生产商和交易商对价格持续上扬的策对也是不同的。)两条供给曲线反映出两类人:自然人和公司法人的“不同理性选择”。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渔夫海滩晒太阳而拒绝出渔的故事。渔夫是代表的是自然人的理性选择,而劝渔者代表的是公司法人的理性选择,他是CEO。当然,最终是人的理性战胜法人的理性。然而,这仅仅是笑话的本真,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理性基础之上,而市场体系主要由公司企业及个人构成,但根本上是建立在公司法人的理性基础之上的。现实经济社会中,两种理性在市场交易或法律制定等的博弈中,个人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受到CEO们的驱策与激励。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司法人之“学”,抑或是居民家庭或个人之“理”呢?


数字网络经济带来了“交易大爆炸”,这就使得数以亿计的个人在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的博弈中胜出。蚁民微小交易像无数的牙齿啃噬着产业巨头猛犸象般伟岸的身躯乃止王渠道长牙,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直面这场经济大转型、大进化的图景,似乎必须选边站了。旧有的、一团和气的、面目不清的“理性人假定”面具正在腐蚀斑落。



第三个冲击:制度针对谁?


企业理论及其制度摇摇欲坠


一千只鸟在空中组成一条鱼游来游去,而数千条鱼在海中变化出一只巨鹰展翅翱翔,这些以往似乎只有在卡通片中才能看到的魔幻异像,如今在数字网络经济中出现了,即所谓“跨界”。


只要有足够多的客户资源,就有能力与可能实现跨界。跨界已成为数字网络新经济中的常态,它不仅洞穿企业与企业的边界,更使之化影无形,它更标志着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根本变化,意味着企业的生命曲线的交互变异。互联网基因或互联网思维,像“鬼”一般地变来幻去,在各种各样公司企业的躯壳内钻进爬出,各种风险资本或投资资金像各色各样的油彩,使跨界者们的股权架构和财务报表呈现出天使面容和魔鬼身材。


为什么能够实现跨界?企业组织理论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产业组织理论也面临全面的崩塌。交易大爆炸,使得交易成本急速下降,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为零,企业理论的基础被洞穿了。企业组织体系面临数字网络经济的碾压,企业制度体系也吱嘎作响,摇摇欲堕。旧有的公司理性垮塌了,不能转型跨界的公司要么本身足够小,要么必须变得足够小;能够转型跨界的公司则呼“风”唤“雨”、兴“妖”作“怪”,更多的新公司千奇百怪、生机盎然。这般图景似乎只有达尔文涉足的加拉帕戈斯岛上才能看得到。


公司、产业组织是否能够在理论上永生吗?旧理论巨石般崩解在即,没有谁惊恐万状,反而喜滋滋地把一地碎片意图马赛克般拼接出最新最美图画的学者、准学者、学术志愿者却大有人在;与此同时,数字网络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公司巨头们,畅谈平台、数据、算法,更毫不掩饰地找痛点、扮性感,对于财务、法律意兴阑珊,勉为其难,对哲学、数学、心理学、物理学则心向往之、情怀满满。这些或像是在墓室中兴奋地作画,或像是喜丧中的抒情地挽歌,反衬出旧理论的陈腐味道与旧制度的衰颓气息。


计划体制会回归吗?


当公司法人制度体系渐渐式微衰退,财政税收、产业政策、金融体系等诸旧制度框架都会受到“病毒般”的侵蚀。恰于此时,一种关乎全面回归计划经济的论调出现了。倡导者兴致勃勃地认为,借助于大数据、云、算法和无所不在的网络,计划者能够更好地做出计划并执行计划。这就说,未来的经济制度有可能全面的向计划经济回归!如果不被称为“复辟”的话,是十足的“冬天里的童话”。计划经济的全面失败,并不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并不在技术上,而是在心智上。数字网络世界无穷大,数字网络活动被完整地记录,似亦可被充分地认知,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任意地干预、被随意地操纵、被肆意地驾驭、被恣意地驱使、被无情地奴役。网络活动与网路经济并不需要,并绝对排斥计划者,计划者要借网络复活,就需要杀死网络高度自由之属性,死掉的网络,何以复活计划?况谁有能力来彻底绞杀网络呢?


网络活动的主体:个人,还是账户?


个人选择是数字网络活动的主体。在数字网络活动中,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化、差异性等等才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然而,人们在数字网络活动中的活动是通过网络账户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账户联接的网络。账户、账户关系、账户体系,这些将是数字网络环境下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些对于就有的经济学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对就有的经济制度而言,也是破费思量的。离开了网络账户,便难以刻画人们的网络活动,也难以理解,甚或真正接触到网络经济的实际。既有的经济制度及其理论针对的是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但是,数字网络经济活动发生在网络数字世界,其主体是账户。


账户活动如果完全由人来完成,那么,依然可以将之视同为“人”,但是,账户活动将越来越自动化与智能化。起初,自动化与智能化是人为的设定与选择,渐次,便成为账户活动自我生成、自我演进的部分。如何界分“人的行为”和“数据活动”?这要比如何界分公司法人和自然人的选择复杂得多。毕竟数据活动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将其回归为,或还原为人的活动,不仅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而且在价值上也将越来越受到质疑。数字网络经济秩序的自我生成是其最为重要的资源与来源,在这个方面,懵懵懂懂是常态。既有的经济理论中关乎制度的部分,无疑将面临更为复杂与无助的局面,像更多的经济理论部分一样,它将更为核心地关注于自身“活下去”的理由与勇气,而不是执拗地扮演上帝的角色。



数字网络经济像一片新大陆,既有的经济理论在探索、发现、解释与开发这片新大陆历史进程中,远非涉洋远渡的殖民者,更非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也根本无法同化乃至乔装易容成原住民。等待着既有经济理论体系的是,两块经济大陆板块碰撞前海啸排浪的无情冲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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